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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许廷廷说，从形式上看，《合作协议书》已成立，但因不符合盖章签字的生效要件而未生效，其具有形式拘束力、欠缺实质拘束力，消费者请求撤销该协议有其合理性。法院认定李奶奶对上述《合作协议书》的签订及相应付款行为存在重大误解，故支持其关于撤销该协议书的诉讼请求。李奶奶向美发店支付多笔款项，其中第一笔8000元，双方均认可为预付费储值，故予以确认；对于后续付款2.3万元，合同撤销后理应返还；美发店向李奶奶交付的礼品应视为赠与，在已完成交付的情况下无需返还。

　　在涉某母婴店停止经营引发的135件合同纠纷案中，昆山法院与矛调中心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及属地派出所共同组成联动调解小组，第一时间联系母婴店经营者，确定闭店原因及退费履行能力，组织相关消费者选出代表参与调解，经各方共同努力最终确定了由母婴店经营者分期退款的方案。各方签订调解协议后，法院进行司法确认，相关消费者纷纷撤回起诉，仅两天便集中化解了135件预付式消费合同纠纷案，同时为经营者盘活资金重新经营争取了缓冲时间。

　　殷博文介绍，为提高消费者风险防范意识，从源头预防此类问题，昆山法院一方面强化信息互通共享及风险预警，与市场监管局、商务局、文旅局等行业主管部门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，定期梳理涉诉高发行业、问题经营者名单及相关典型案例并将信息同步至相关部门，辅助进行风险防控。另一方面，协同风险排查与处置，对在审案件中发现可能引发件或存在重大经营风险的经营者，及时向属地政府和主管部门发出预警提示函，并应邀参与对重点行业（如健身、教培、美容）的联合检查或专项整治行动，提供法律专业支持。

　　被告抗辩称原告逾期行使撤销权时，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：老人直至3个月后才在家属协助下察觉异常。若严格按“知道或应当知道”标准起算撤销期限，可能使老人因认知局限丧失救济机会。为此，我重点审查了他们的聊天记录：原告最初仅以领取赠品为主要线月起才明确主张退款。这种认知转变的渐进性，恰恰印证了老年人面对新型营销手段时的反应迟滞。最终，我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，将撤销权起算点定为首次提出退款的9月，既严守法律底线，又为特殊群体保留合理维权窗口。

　　这类披着“预付式消费”外衣的“协议陷阱”的出现，暴露出特定消费群体尤其是老年消费者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。他们受限于信息辨别能力较弱和对新型营销、投资概念的认知匮乏，极易在经营者精心营造的紧迫氛围和话术诱导下失去判断力。本案中，从“充值抽奖”到“合同凭据”再到“投资合伙”，概念的边界被刻意模糊，经营者正是利用了这种认知上的不对称，一步步瓦解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。消费者一旦不慎踏入陷阱，后续面临的往往是艰难的维权处境：取证困难、成本高昂，加之对签署了“白纸黑字”合同的天然畏惧，构成了追索权益的多重壁垒。

　　一方面，针对预付式消费及其衍生的捆绑销售、变相融资等行为，亟须强化穿透式监管并完善立法保障。监管力量可借鉴部分地区对单用途预付卡实施资金存管、风险警示等有效做法，将监管触角前移至合同签订的关键环节，强制要求经营者对格式条款，特别是涉及“投资”“合伙”“高额回报”等非典型消费内容，必须履行清晰无误的告知义务。同时，监管与司法需形成更紧密的合力，对刻意混淆概念、诱导签单的行为施以严惩，显著提高违法成本。